摘要：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知识；科学；真理；知识分子；制度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y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sacrosanct; respect the freedom of those sincere pursuit of truth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should be the supreme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society and nation.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Keyword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intellectuals; system
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是一份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为之自豪的最高尚的品质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追求客观真理和知识是人的最高的和永恒的目标，他就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他断言：“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 爱因斯坦奉行“为真理而真理”的准则。
一、历史的教训
历史是现实最好的老师。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冯建辉在《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http://book.sina.com.cn/nzt/his/mingyunyushimingzsfz/index.shtml>》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十九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苏联曾有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不幸的是，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一倾向，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等等。我们的知识观念，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多力量大”、“人海战术”大有举手表决，人多理就多的意思。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我们只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甘当群众小学生”。却不知道爱因斯坦：“伟大的心灵总是会遭逢凡夫俗子顽强的抵抗。”人们普遍不理解知识分子的工作。
爱默生说：
“一个农夫，一个苦工，或者一个工匠，每天都在为工作奔波忙碌，但是晚上他也会停止工作，因为他们的劳动也是有尽头的。但是，如果这个工匠或农夫同时又是一个学者或思想家，那么他的工作就永远没有尽头，因为学无止境，他越明智，就越会感到自己的无知。也就是智者所说的：‘我所知道的正是我不知道的起点。’”“一千年太短暂了，人类即使拥有多于十倍、百倍的潜能，也不能掌握全部的知识。学者和思想家的任务是如此繁重，以至于他必须成为全能的人。他走路时学习，吃饭时学习，娱乐时学习，甚至是在睡觉时也在学习。孟德斯鸠说：‘热爱学习，是我们惟一的、永恒的动力。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停下来，除非生命走向了终结。’”[1]
我们也曾豪迈的宣布：让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造成一种误解，仿佛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列宁后期在其《哲学笔记》中就不再认为一切唯心论都是反动的、愚昧的。我们有的文章在批判唯心论的时候，表现出机械的、绝对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按列宁的说法，反倒不如“聪明的唯心主义”更接近真理。他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即“辩证的唯心主义”，“愚蠢的”，即“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对这样的唯物主义，毛泽东事实上也是一直反对和批评的。
“笛卡尔的《方法论》是他自己做学问的经历谈。我们看古人的书,最要紧的不是要知道他的思想结果,乃是在于要知道他的思想的历程。老实说,学问之道根本上就不能分好坏。你须得经过他所经历的,那时你方能够得上批评他。”[2]
知识分子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那时便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又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往往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
“还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落后挨打这个问题了。他们看出，无论‘天朝’的君臣如何夜郎自大，也无法抵挡洋人的坚船利炮。可惜，具有危机意识的人在中国永远是极少数，并且永远是‘人民公敌’。而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来认定，堵塞言路和消灭报忧者就是消除危机的最佳办法。但问题在于，即使把报忧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灭，也不能哪怕丝毫改变中国的危机状态。于是，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一幕接着一幕地演出着比‘人民公敌’的不幸预言还要不幸的悲剧。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又一个似乎是无法摆脱的怪圈。”[3]
“臭老九”在“文革”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卑下，一言难尽。有一首题为《咏“臭老九”》的诗（梁漱溟先生作），可以看到当年知识分子命运的概貌。诗云：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觅真理去，因为幸福就在真理里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它是比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更好的，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在随便什么结果之前让步；他应当为了真理而牺牲他的最心爱的意见。迷妄是一切毁灭的来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也是一切其他幸福的来源。培根说：“真理(它是只受本身的评判的)教给我们说，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它的获得)和相信真理(就是享用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一个人的心若能以仁爱为动机，以天意为归宿，并且以真理为地轴而转动，那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
二、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
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而不是政治参与，以在野之身，监督在朝之政，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朱学勤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富于参与热情，但大多数陷入参与即参政的传统模式，未能走上更为开阔的社会批判道路，这是他们最终难以摆脱人格悲剧的根本原因。
严复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 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
只有权力制衡与社会批判内外结合，政治国家的天然倾向--侵犯、吞食、兼并市民社会--才能受到有力制约。近代政治学说兴起，洛克、潘恩等人提出的观点为人民广泛接受之后，知识分子的彼岸精神获得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了与中国士人的传统参政模式迥然有异的近代参与模式--社会批判，而不是政治参与。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少参与热情，缺少的是这种社会批判意识。几千年士人前仆后继，都没有走出参与即参政这一古老的模式。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拒绝了一个彼岸世界。汉代罢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士人失落了终极关怀和彼岸追求，就失落了一个精神制高点和阿基米德支点--前者以俯瞰此岸全景，后者用以撬动此岸权势。尽管中国文化有幸避免了一场宗教化，保持了两千年世俗面貌，却付出了可能是更为不幸的代价--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缺少僧侣精神即彼岸精神，整个民族丧失了建立社会批判系统的文化资源。在这样一个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的符号系统内，知识分子无从提出彼岸与此岸的对立。因而也无法提出社会批判问题。人生价值与政治权势如此贴近，就不能产生对此岸权势的超越性格，而只是发生对此岸权势的依附行为。“弘道”必须“择势”，“择势”方能“弘道”。“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直接的说破了士人之“道”与政权之“势”两者间“毛”“皮”依附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势”对“道”的整合能力远远大于“道”对“势”的整合能力。“道”未治“势”，先被“势”治，人由“师”而“吏”，异化为官场中人。中国古代，孔夫子：“三日无君，则惶惶然”，难以出现基督的“我之王国不在这一世界”，对此岸权势来一个大拒绝。
梁漱溟说：“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为有利”。1950年天安门国庆观礼，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内心无限感慨。西方政治文化由教俗相争而政教分离，教权超越政权，终极关怀也就超越了，至少是分散了对俗界政权的愚忠意识。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向两元化乃至多元化发展。有这一政教分离的深厚传统，中世纪漫漫千年，不能形成政教合一的绝对专制，近代民主比较顺利分娩而出，现代社会出现异端包容，多元并举的局面。
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是衡量一个民族政治文化健康程度的基本标志。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考察它的政体理论发达与否。在这方面，从儒学国教发源的实用理性则给汉民族政治文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历史缺陷。古希腊所有的学者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争论，唯有一个问题不争，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是专制政体。在此前提下，他们才愿意展开争论。而中国的学者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达成了默契：一切都可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问题不争。承认这一前提，闷在盖子里争，无非是德与刑、政与事、典与礼，全是专制政体的内部职能。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他想活着，也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要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
三、制度决定民族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看，社会主义应当内涵着宪政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性的社会性，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他们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这实际上肯定了人性有恶的一面。马恩也充分注意到了国家权力滥用的可能。如哈耶克的名言：“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
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应该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独立自主的活动。但这“独立”二字恰恰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欠缺的。
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和宽容的质量，不在于倾听多数的声音，保障多数的利益，而在于它倾听少数的声音，保障少数的权利。西方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有一种健康的生态平衡。美国人的钱和制度特别坚定地支撑着美国的灵魂美国的头脑，多数原则只在选举时在社会的公益时管用，但涉及到言论、精神、创造性，美国的制度坚决捍卫少数人的权利。美国的基金会，可以为一个学者写一本书，给上十年的钱。这十年这个学者可以卸掉身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专注研究。尊重知识分子，要从制度上着手。
橘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有位教授讲了一件事：一位美国同行，每次来中国都住陋室，穿小巷，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学术著作就这样完成。但他有一个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教授儿子陪他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脱离了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 又如，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到了香港一端入境，人性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李慎之先生说的好：“制度决定民族性。” 可以选择、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人不分肤色，都具有普遍人性，都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
人治靠不住。搞垮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单位，一个人就够了，搞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则远远不行。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于病急乱投医。
有限政府是迄今为止被人类的智慧所发现的最为高明的政治制度。著名法学家刘军宁先生说：“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政府存在的前提。保护这些权利，是政府的目的和使命。设立政府的理由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实现远大理想，而是保护生命权、财产权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这是一切政府活动的中心。”
用制度作保障，切实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因为他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参考文献：
[1] 爱默生 《善待生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2页。
[2] 张东荪 《方法论?张序》 ，笛卡尔原著 ，彭基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转引自顺真：笛卡尔的悟道，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第6期。
[3] 金辉 《恸问苍冥：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