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站在新世纪的边缘，重温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分析国人自欺欺人、看客心态、奴性等精神方面弱点，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内涵。此外，现代化进程中滋生了一系列社会弊病，重拾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对当下国人人格的重塑以及知识分子的发展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
鲁迅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他从腐朽的封建社会中走来，饱经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他从病态的封建社会中觉醒，弃医从文，用如匕首一样锋利的文字，无情地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剖析，为的是唤醒被禁锢了千百年的中国人的灵魂。他用这支锋锐无比的如椽大笔，义无反顾地刺入民族传统文化人格最黑暗、最丑恶的地方，横扫社会制度的邪恶与污行，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真相，在黑暗与血光中为中华民族杀出一条新生之路。
一、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飘摇、民族困顿之际。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严复认为“民智、民力、民德”乃强国之本，其编撰的《天演论》更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科学意义提升至哲学的本体论层面。梁启超则在严复“三民”基础上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将矛头对准封建旧文化，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剖析国民性的内在文化结构，对改造国民性的可能路径进行探索。他们主张唤醒人的个体意识，否定了“屈己以利人”的观念，认为个体不应该消解于“类”或者家、国、社会、民族等形态之中，并且强调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是家、国、社会、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肯定了“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主体的价值与尊严，以求实现“人”的突围。在这种时代风潮的浸染下，鲁迅开始关注建立现代国家的内在精神动力，意识到民族危机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而人心的危机则是文化危机的关键。鲁迅1907―1908年写的五篇文言论文从进化、科学、文明、文学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要想实现中国现代化“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1]P58，构建了“文学”——“立人”——“立国”的内在逻辑。将文学介入社会，改造个体的精神，作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转型，摆脱民族危机的契机。鲁迅曾围绕“立人”提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P25在他看来，想要塑造“理想的人性”，首要任务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剖析和批判，鲁迅以文学为手段，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和解构，以“破”求“立”，从而实现“立人”。换句话说，“立人”是国民性批判思想的产生的基础。
此外鲁迅还受到国外思想的启发。尼采强调升华和强化生命意志，并寄希望于“超人”，“超人”具有自由精神，为权力意志所驱使，反对“奴隶道德”，崇尚“贵族道德”，为高贵的事物而不懈奋斗，使人的创造性潜能最大化。鲁迅的“立人”思想中将尼采式“超人”作为典范，试图用“超人”坚毅不折的顽强生命意志清除国人的奴性，唤起国人的自由精神。鲁迅还十分关注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及其创作，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尖锐的指出国民性格中的缺点，这无疑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鲁迅留日期间，恰逢日本国民性大讨论，这种敢于正视民族自身弊病的精神对鲁迅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鲁迅密切关注日本的国民性讨论，以期从中汲取可供借鉴的经验，融入到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之中。
鲁迅的生活经历、个人追求也对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鲁迅家道中落，生活境遇的极大转变使他重新认识现实的人与社会。在这段困顿的时光中，他饱受他人的轻蔑与诟病，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性中冷漠、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打破了他对“诚”和“爱”的美好幻想，他继而探索中国国民性特征。而后鲁迅留学日本，此间发生了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影响深远的关键事件——幻灯片事件。通过此次事件鲁迅意识到思想愚昧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对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无益的。于是鲁迅放弃学医，转而拿起笔对国人的精神进行疗救。
由此可见，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鲁迅通过文艺对国民劣根性及其文化根源进行批判，肃清封建礼教束缚下形成的思想毒瘤，拨开专制文化的毒瘴，根除积年累月形成的国民痼疾。可以说，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最重要的思想，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食粮。从此，国民性批判的工作以鲁迅为肇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二、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主要内
鲁迅将其国民性批判思想融入小说、杂文创作中，他语锋犀利，直击社会时弊，揭露国民性弱点，试图寻找改造国民性的方法，以期实现精神的疗救。下面试从自欺欺人、看客心态、奴性三个角度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进行分析，大致反映国民劣根性的整体风貌。
(一)自欺欺人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P254这种“瞒和骗”是自欺欺人的表现。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对此种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的现象加以细致地剖析和阐述。他强调，中国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也不乏一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基础上还想“欺人”。这就好比患了浮肿的病人，讳疾忌医，希望别人将他的浮肿误认为肥胖。久而久之，自己竟也认为患的不是浮肿而是肥胖，即便是浮肿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好浮肿”。如果有人指出这不是肥胖而是浮肿，他便恼羞成怒，还想用欺骗恐吓的手段，让其承认这是肥胖，于是自己便依旧安安心心地浮肿着了。自欺自慰乃至欺人至此，可见毒害之深，令人唏嘘。这种自欺欺人的国民劣根性在阿Q这一类人物形象上得到充分展现，阿Q是一个弱者，受到赵太爷、王胡等人的欺凌却没有能力反抗，只好用自欺欺人的手段逃避现实的苦难，他总能从屈辱中寻得自我满足，让自己永远处于胜利的地位，用想象使自己的灵魂麻木。阿Q不将未庄的居民放在眼里，还强调自己先前比他们阔多了，被赵太爷打了还十分得意，通过安慰自己是儿子打老子来获得补偿。他们对现实的苦难麻木不仁，一味沉溺于自己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借以麻痹自己，淡化现实中所遭受的苦痛，通过自欺欺人来挽回自尊，用瞒和骗的方式掩盖自己的失败和落后，由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并使自己安于现状。他们在残酷环境的压迫下显得极其渺小，在瞒和骗的过程中与现实脱节，从而迷失自我，只能苟且偷生。
(二)看客心态
对看客心态的批判也是国民性评判中的重要方面。仙台的“幻灯事件”带给鲁迅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3]P349看客心理普遍根植于国民的内心，他曾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P170中国的看客们把“看”当作打发无聊的手段，他们似乎总有大把的时间以及耗不完的兴致放在看上，而且不论被看者是谁，不分善恶良莠，不辨好坏正邪，只是一味的看。冷漠地鉴赏他人痛苦的同时还不忘起哄、嘲笑和幸灾乐祸，甚至从中获得自我满足。看客们精神上日渐麻木起来，失去了血性，也泯灭了人性。看客心理的产生是因为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之深，导致现代人格的缺失，人们害怕忌惮因此不敢反抗，他们一方面没有独立人格，不能称之为人，一方面也没有将他人当作人的同情心。哪怕面对的是血腥与屠戮，他们也依旧无动于衷，不放弃做看客的机会。这样的看客不但麻木而且残忍，他们将刺刀戳入自己的同类，感受品尝鲜血带来的刺激，以供自己欣赏并打发无聊。看客的麻木不仁、冷漠残忍，是民众觉醒的绊脚石，也是中国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的原因之一。鲁迅在作品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看客的形象，例如《祝福》中祥林嫂诉说自己的不幸，鲁镇村民不但没有给予真正的关心与同情，还将她的遭遇当作供以消遣的故事，在听的过程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她悲哀的经历被赏鉴咀嚼殆尽，仅剩下渣滓之后，大家便厌烦、唾弃了，他们在漠视受害者的同时获得窥探心理的满足。《药》里一群人围观犯人被处决，茶客们还饶有兴致的议论夏瑜的死，对夏瑜的革命行动进行嘲笑讽刺，他们“只愿暴政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4]P384这些人徒有一副躯壳，苟活于世，已毫无人性可言。《示众》中的那一群看客先是围观被押解的罪犯，然后又去看跌倒的车夫，他们根本不在乎看到的是什么，只是想去起哄凑个热闹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享受“合群”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以暂时摆脱无聊的生存状态。冷漠麻木、丑陋残忍的看客心态无疑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特点，看客们对他人的苦痛无动于衷，用鉴赏的方式，通过语言乃至心理上的施虐来寻求刺激从而获得某种满足。
(三)奴性
奴性根植于国人内心深处，是国民性中最突出的病根。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1]P225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做奴隶是常有的，更多的时候甚至连奴隶都不如。鲁迅更是认为可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P225。国民的奴性在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历史土壤中不断滋生，人们被淹没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伦理关系之中，一级制驭一级，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吃人”的同时又被人“吃”。长此以往就产生了恶性循环，人们面对强权和暴力会不自觉的产生敬畏和盲从心理，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不敢有丝毫反抗。为了做稳了奴隶，大家有意或无意地维护着这吃人的制度，逐渐形成了巧滑嬗变、卑怯软弱的畸形人格，他们“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5]P64，“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足”[6]P557。鲁迅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阿Q表现得奴性十足。阿Q认为挨打受辱是他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对施暴者他没有反抗的勇气，抽刀向更弱者。在被王胡拳脚相加，挨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后，阿Q转向欺辱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小尼姑，以此寻求自尊的补偿。而阿Q的革命不过是要将自己奴隶的身份和主子对调一下，追求“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4]P372。阿Q见到有来历的人物，自然而然便跪了下去，在他身上奴性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也为自己所遭受的感到不平，看到欺压者不如意便满是得意，但当欺压者权高势重之时，他又不自觉地想要攀附，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类人无法摆脱“奴性”的枷锁，依旧是老老实实地做起了奴隶，这种对统治阶级的敬畏、维护和依附正是奴性根种的表现。而是他们一面甘于受奴役，一面又想奴役他人的精神现象与心理状态，则反映了“奴性”心态的复杂性。
三、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
鲁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基于启蒙思想，倾尽毕生精力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剖析和肃清，不断探寻改造国民性的道路，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深度至今无人能及，他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其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人认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思想已经过时。但事实上，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尚未完成。日本学者丸山昇在《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一文中曾对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精神危机的进行分析，他指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国革命导致希望和理想的消失，这些历史悲剧使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幻想逐渐破灭，更严重的是，人们找不到“新的理想、理论替代，丧失了对理想、理论的信赖，而21世纪就是在这种不相信任何理想、理论的背景下开启的。”[7]21世纪初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精神危机，亟需进行理想的重建，而鲁迅的当代价值则在这样的挑战与形势下充分显现出来。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事实上，无论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需要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在民族、国家层面进行深刻的剖析与自我解剖，敦促国人保持清醒，冲破思想的藩篱，获得精神的解放，真正拥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从而正确地看待自己、认识世界，明确自我定位，使国家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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